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城镇化离不开“退出、流动、进入”

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 张怀水 每日经济新闻编辑 陈俊杰

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过去五年里，中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在加速，且不光注重量的扩大，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历经几十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城镇化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6月2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表了主题演讲。

回顾40年发展历程，蔡昉认为，城镇化过程也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在重新配置过程中，不仅包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各种配置”。

“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词确定了我们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蔡昉表示，“这就是城镇化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

40年后，中国的城乡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

从过去8亿农民到现在超过8亿的城镇人口，这就是中国40年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在蔡昉看来，“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关键词确定了中国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而这也是城镇化的过程。

蔡昉表示，中国城镇化第一个特征化事实就是“退出”。农村改革推动劳动力的退出。农村改变了激励机制，显著提升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人数的减少，以及非农产业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耕中释放出来。”

第二个特征化事实是“流动”。蔡昉表示，“集中在小城镇地区的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导致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在区域上进行大规模转移，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在城镇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流动。”

中国城镇化第三个特征化事实则是“进入”。蔡昉认为，过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制度层面的障碍会阻止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清除进入障碍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那么，随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阶段，未来城镇化发展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蔡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人口结构转变的阶段，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镇化，也应该赋予新的内涵。“退出、流动、进入”三个关键词也有了新的解读。

蔡昉认为，在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第一个特征仍然是“退出”。过去的退出是靠激励机制，实现家庭承包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体制上解除了对农民的束缚障碍。而未来是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没有转型出来的劳动力进一步转型。

“高农业生产方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增加资本投入，用机械替代人。但并没有明显增加资本回报率，当前，中国已经出现明确的农业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经营规模，土地规模有限，大幅度投入资本必然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转变，这样的转变，会带来从过去的退出到今后的退出。”蔡昉说。

再来看“流动”。蔡昉表示，过去看到的是横向的流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没有相应的纵向流动。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还很难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因此，未来人口会逐渐从过去横向的流动向纵向流动转变，改变原有的社会身份。

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进入”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在蔡昉看来，现在，农民工可以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城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能够和城市居民一起竞争同一个岗位。但是归根到底，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种不充分的进入，导致城镇化有时候是可逆的。”他强调，“因此未来，我们在退出机制、流动机制和进入机制上会赋予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