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街上为什么都是人流广告

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满大街人流广告。

从地方电视台、户外巨幅广告板，再到路边的电线杆，“三分钟无痛人流”无处不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2015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人诊所做的人工流产数字。

奇怪的是，中国人在面上对“性”一直非常保守，甚至会因小学生性教育读物的“尺度”被气得发抖，却习惯于无视满大街粉红色的人流广告。

这些人流广告究竟从哪里来的？人流手术是如何突破中国人对“性”的保守，从城市到农村遍地开花的呢？

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鼓励生育，人流手术是被严格限制的，甚至需要单位领导或居民委员会出证明，医生批准才能手术。非法堕胎甚至要被“送到法院严办”。

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50年代末，粮食短缺，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节制人口，推广昂贵的避孕药具。1955年，避孕套统一售价为1.2角，女用子宫帽1.5元，而当时基层干部每月工资才21元。而且国产小雨伞质量很差，过薄过脆，常常“漏雨”。这种一切随缘式的避孕，节育效果显然不好。

一夜之前，还在努力造人的中国人哪能说停就停。6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仅仅从5. 87%下降到5.68%。

转眼70年代，计划生育提上正轨，所有避孕药具全都由国营工厂生产，免费上门发放，但中国人并没有放弃生育，避孕套使用率依然很低。而避孕药一度被传副作用过大，被彻底扔进了角落。

为了完成控制人口的目标，“人流、结扎、上环”成为了主流。在此后的20年内，妇女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2.47%。

当时普及率最高的避孕措施其实是“上环”，但效果并不好，避孕成功率仅为85%。且第一代节育环的首年脱落率高达13.8%，还附赠出血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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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准拦截多生的孩子，强制执行人流手术自然成了最后一道“防线”。1978-1983年，中国妇女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数与育龄妇女人数之比）从24.74‰上升到56.07‰。1981年，江苏省的出生人数和人流比高达1:0.89，黑龙江省1:0.77。换句话说，每一个孩子出生，几乎就有一个孩子消失在手术台上。1983年，全国完成了1437.18万例人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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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个别省份的人口增长和人工流产数据

巨大的人流手术数据的背后，是无数血腥肮脏、低成本的手术台。

江苏海安县的下属公社里４个简易手术室，没有无影灯和电灯，全靠自然光。上午手术时将患者头朝北，下午将头朝南。消毒水仅仅是用明矾加漂白粉将河水简单处理，医生用消毒过手的废液给患者皮肤消毒也是常有的事。

为了快速完成计生任务，刚毕业的医学生甚至基层卫生员、赤脚医生都被赶鸭子上架，成了手术主刀。缺少体内观察设备，医生手术只能凭经验和手感，子宫穿孔、腹内感染甚至丧命的大有人在。江苏沙洲县的一个助产士在做人流手术时将孕妇的肠子拉出二尺多长，送到无锡抢救才得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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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官方宣传中，人流手术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为了打消妇女对人流手术的恐惧，1971年代《人民日报》甚至推荐了一种“草药引产”的方法。在文章中，广东省五华县华城人民公社新兴大队钟芹英现身说法，称引产后回来不久，就能参加生产劳动、干重活，思路与如今的无痛人流广告如出一辙。

当时的人流宣传显然是有效的，至今很多中国人依然认为强制打胎虽然不人道，但如果是自愿流产（甚至大月份引产）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对孩子负责任”的止损行为。

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能解释中国人对堕胎的宽容，但人流手术又是如何从国家强制走向市场化，如今大街上的人流广告，谁又是幕后的推手呢？

从80年代开始，与强制堕胎同步进行的，还有针对偷生行为的高额“超生罚款”，一直是悬在超生家庭头上的一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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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超技术拯救了这些家中有皇位、非要生儿子的家庭。选择性人流，让他们实现了用最少的罚款、换最多的儿子。在这样的性别选择下，性别比的天平彻底歪向了男孩。

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哈尔滨、江苏多地紧跟着出了禁令，要求怀孕14周以上的妇女未经计生部门批准不得擅做人流手术，否则不批准再生育。

这种禁令显然阻止不了中国人生儿子的热情，直到2016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依旧高达115。公立医院做不了B超和人流，还有私人诊所扛下“重担”。

相比公立医院，私人诊所以盈利为目标，越多人知晓越好，最早的人流小广告就是从这里流出的。2006年，厦门城中村开始出现“B超鉴定性别” 、“大月份引产” 、“药物流产”的广告牌和散发的广告卡。这可以算是最早的人流广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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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类广告真正兴盛起来，还是要靠医疗广告届的大杀器：莆田系医院。

就在全面禁止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同一时间，医疗机构外包科室恰好也刚刚被叫停。莆田游医们脱离公立医院，走上了独立建立民营医院的道路。

对于技术差、没人才、又想赚钱的莆田系医院来说，营业目标非常明确：公立医院不干的，我们干，干一行，赚一行，成功接盘了大量无法去公立医院打胎的中国家庭。

在当时，无论是B超还是人流手术，技术上已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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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0年代前期，全国乡镇以上的B超机都有性别鉴定功能。2001年，95%的乡镇地区和计划生育服务站都有B超，中部地区普及率为95.9% , 普及率最低的西部地区也有93.3%。

2005年，常规人流术的完全流产率已接近100%，内窥镜的普及大大降低了手术危险，可清晰的观察到胚胎，并准确的吸出，减少反复刮宫次数和创伤。

但这并不代表去莆田系做人流手术一定安全，只能说它和莆田系老本行男科、性病一样，都是相对简单又赚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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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与许多私人黑诊所不同，莆田系医院的很多医生是有行医资质的，很难用“非法行医”进行处罚，执行中是否进行了性别鉴定、是否因性别而打胎其实很难核实，毕竟医生透露性别只需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

福建省在一次打击“两非”的行动中发现，莆田系的很多客户是从“地下B超诊所”介绍而来。这些地下诊所没能力做手术，与莆田系医院打造了“性别鉴定、打胎”一条龙服务。

莆田医生在离开公立医院时还带上了另一项技术，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无痛人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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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项技术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本质上就是在普通的手术基础上加上静脉注射麻醉，让人在全麻状态下接受手术，免去了切肤之痛。公立医院在90年代就已经有相关尝试，并在十几年内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应用。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莆田系医院后来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下，却让很多人留下了“无痛人流是私人医院发明的”印象。

与之相反，我们却很少见过避孕套的广告。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避讳避孕，却支持人流？

有种解释是，国家工商局曾禁止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但其实一开始避孕套并没有被归为“性生活产品”的行列。自从国家开始强制推行计划生育以来，避孕套一直属于“计生用品”。

前文我们提到了，1974年避孕药具是免费福利，90年代之后，避孕套才开始商品化，由国家专营，70%以上直接由国家计生委收购，厂家并没有售卖压力，当然不用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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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8年，杰士邦用“无忧无虑的爱”作为slogan登上了广州80辆公交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避孕套的“性用品”的属性，这也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避孕套广告。

最终因为“影响不好”，杰士邦的广告33天后被有关部门撤下。后来杰士邦又在武汉登出了一幅宽8.5米，高40米的户外广告，这次仅存活了20小时就被撤下。《武汉晚报》次日还特辟“武汉要不要安全套户外广告”专栏，对此事进行讨论。

避孕套广告真正被划为禁区是由于央视的一则公益广告。1999年，一则宣传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登场。广告以一个安全套变形的卡通娃娃为主角，表现它与艾滋病毒、性病细菌英勇搏斗并将其赶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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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广告是如何登上央视已经难以追溯，但刚播放一天便被停播，并正式将避孕套定义为性保健用品，指出其“违反了《广告法》中有关禁止性生活用品做广告的规定”。

经历了三次高调的尝试和失败，避孕套广告就此一蹶不振。

相比之下，人流广告能覆盖大街小巷，从游医时代就擅长游击战的莆田系医院绝对是头号功臣。

以无痛人流、性病、皮肤病为代表的医疗广告其实从未逃脱过监管部门的管控。在2001-2004工商局对违规广告的查处中，医疗广告占了75%，有的省市医疗广告违法率甚至达到99%。

2006年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报刊暂停发布梅毒、牛皮癣、艾滋病等疾病和无痛人工流产内容的医疗广告。重庆也曾出台规定禁止人流广告登上公交移动电视，以及地方频道的黄金时段。

然而与畏首畏尾的避孕套厂家不同，莆田系医院从未停止脚步。毕竟与普通人流相比，莆田系的“无痛人流”收费要高出一倍多，这还不算通过虚假检查、虚假治疗所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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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这棵摇钱树，他们充分发挥了当年走街串巷贴小广告的精神，报纸不让登就转战电视台，主干道户外宣传栏不让上贴，还有小巷、地砖和电线杆。

讽刺的是，这些不正规的人流手术，会直接增加不孕几率。很多女性在莆田系医院多次人流之后，又走进了同一家医院，接受不孕不育的治疗。意外怀孕来流产，怀不上时治不孕，莆田系医院的一条龙服务，永远比你想的更贴心。